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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類:途正定可登頂,行穩方能致遠

上傳時間:2018-04-16 瀏覽:27748次

2016年12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第十四會議上發出了“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類制度”的總動員令。2017年3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勾勒出了生活垃圾分類的總體路線圖。黨的十九大報告對生態文明建設進行了系統深入的闡述,提出要在全社會牢固樹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加強固體廢棄物與垃圾處置,生活垃圾分類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我國生活垃圾分類由此進入快車道,各省市陸續出臺了相應的垃圾分類指導意見或實施方案,一些城市成立了專門的垃圾分類協調推進機構,部分城市還開展了專門的生活垃圾分類立法,以法制為基礎,政府推動、全民參與、城鄉統籌、因地制宜的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呼之欲出。

  途正定可登頂,行穩方能致遠。生活垃圾分類是一項較為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千家萬戶、諸多部門,包含多個環節、多個層面,社會關注度高,公共話題性強,必須結合國情社情民情,認真總結揚棄國內外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做好頂層設計和路徑規劃,有針對性地加強生活垃圾分類的法治建設、文化建設、制度建設、設施建設,求真務實,循序漸進,避免走錯方向或來回折騰,一再損害官民互信,保住了短期指標的亮眼,但犧牲了長遠目標的達成。

  一、尊重客觀規律,正確認識我國垃圾分類主要矛盾的轉化過程

  我國2000年開始在8個試點城市開始推行垃圾分類,總體而言進展緩慢,收效甚微,飽受社會質疑與批評,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尚未建成現代化、多樣化的垃圾處理設施,即使居民做到了源頭分類,環衛企業也做不到分類收集和分類運輸,最終只能“殊途同歸”,進入垃圾填埋場。部分小區采取各種激勵和監督措施后形成的一些示范案例,盡管在營造氛圍、培養習慣和方便拾荒者方面有一定意義,但歸根到底只是一些點綴性的盆景,尚未形成園林,遑論森林。這一階段是垃圾分類的起步階段,其基本特點是“后端決定前端”,即后端分類處理設施的缺乏,決定了前端分類收集徒具形式,“混收混運”廣受詬病,但客觀上難以避免。

近年來,我國生活垃圾處理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就,與我國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保持了同步,主要表現在:生活垃圾處理的法規制度標準體系基本建立并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專業化、市場化模式基本成熟,行業管理和環境監管的信息化、智能化能力不斷加強,無害化處理能力和水平持續提升。2016年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96%,絕大多數城市已經建成了符合國家相關標準的垃圾處理設施。我國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和衛生填埋并舉,并以生物處理為系統優化節點的分類處理技術格局逐步形成,在我國各類固體廢物處理中居于前列,在發展中國家生活垃圾處理中更是一枝獨秀,可為垃圾分類提供有力的硬件保障,我國垃圾分類進入發展階段。這一階段的基本特點是“前端影響后端”,推進垃圾分類的主要矛盾發生轉化,由后端分類處理設施缺乏轉化成源頭分類投放參與率低、準確性差。由于大部分居民尚未養成垃圾分類習慣,只有少部分居民自覺參與垃圾分類且能做到準確投放,絕大部分分類垃圾桶中實際上還是品質略有差異的混合垃圾,導致后端對原料品質有較高要求的分類處理設施,特別是生物處理設施與資源再生設施難以正常運行,“產品”成本高昂而品質低下,政府財政難以為繼,相當一部分“產品”最終還是流向了垃圾處理設施。分類處理設施的高成本低效率必然影響企業分類收集和分類運輸的持久性,仍然會出現“先分后混”現象,進而影響居民分類投放的積極性。

隨著我國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與生態文明建設的不斷深入,居民的“公民”意識、環境責任意識必將不斷提升,垃圾分類處理的技術水平和監管能力也將不斷提高,垃圾分類將進入成熟階段。這一階段的基本特點是“系統配套協同”,居民分類投放的參與率與準確性達到較高水平,準確分類的垃圾嚴格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分類處理設施的資源能源利用效率和二次污染控制水平顯著提高,形成穩定運行的長效機制。在全社會共同的不懈努力下,這一階段必然會到來,但垃圾分類是一項復雜艱巨的社會治理工作,也是一項細致入微的具體實務工作,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還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

    二、以形成長效機制為目標,切實引導居民履行源頭分類投放責任

垃圾分類是垃圾處理的一個前端環節,有助于提升垃圾處理系統效能與二次污染控制水平,但其意義遠不止于此。環境保護,人人有責,也需要人人盡責。對個人而言,不管有多么高遠宏大的環保理念,都可以從最容易入手的垃圾分類開始踐行。作為現代社會公民,如果連垃圾分類這點小事都不肯做或做不到,空談多少環保理念又有什么意義呢;反之,如果連垃圾分類這種瑣事都能堅持不懈做好,還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好的呢?垃圾分類自然離不開教育。葉圣陶說過,“教育是什么?往簡單方面說,只有一句話,就是養成良好的習慣”。垃圾分類投放就是居民履行環境責任、踐行環保理念、培養良好習慣的有效載體。與此同時,垃圾分類考驗城鄉精細化管理的水平,也是城鄉精細化管理的重要抓手。僅汲汲于垃圾處理本身來看待和推行垃圾分類,推崇用“機器”或“市場”代替居民的身體力行,是一種典型的短視行為,因為垃圾分類對垃圾處理本身的增益,完全可以通過先進的技術手段更為快捷高效地實現,但居民個人、城鄉社區卻因此而失去了提升文明程度的載體和抓手。

從國際國內經驗來看,脫離居民的源頭分類投放責任來推動垃圾分類,只能是“假裝在分類”,無助于產生前減量和源頭減量,實際上不可能持續。只有真正將居民的源頭分類投放責任落到實處,才能形成全民參與垃圾分類的長效機制。各地在推動垃圾分類過程中,應將其定位于“個人文明的培養基、社會文明的試金石、生態文明的助推器”,切實引導居民履行環境保護責任,引領綠色生活帶動綠色發展,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掩耳盜鈴”。

    三、面向“高質量發展”,注重分類的“質精”而非“量大”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這一背景下推行垃圾分類,必須主動適應新時代對“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生活垃圾分類可以促進相關法律、法規、制度、規范的逐步完善,引導居民養成綠色生活綠色消費的習慣,在生產、消費和生活環節減少垃圾的產生。但是分類本身并不直接消滅和利用垃圾,只有分出的產物得到“妥善利用”才能實現減量回收。所謂“妥善利用”,就是要做到:質量合格,環保達標,成本可控。質量合格,就是不能生產殘次偽劣產品;環保達標,就是不能以污染環境為代價攫取利潤;成本可控,就是不能不計成本不惜代價。

  我國當前大力推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大大提升了垃圾分類產物回收利用的準入門檻,常態化的嚴格環保督查與“洋垃圾”入境禁令又大大壓縮了“散、亂、污”再生資源回收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空間,“高質量發展”也意味著過去量大質次、薄利多銷的低端再生產品將逐步退出歷史舞臺??梢灶A期,短時間之內我國生活垃圾源頭分類的準確性不可能很高,現階段追求“量大”,其后果往往是一堆垃圾勉強分成組分略有差異的幾堆垃圾,以其為原料只能生產大量低端再生產品,而且要付出較高的經濟成本或環境代價。低端再生產品市場空間越來越小,反過來又對垃圾源頭分類造成沖擊。因此,現階段推行垃圾分類,應著眼于居民分類習慣的真正養成與生態環境質量的整體改善,采取選擇性分類策略,更加注重分出產物的“質精”而非“量大”。有了“質精”的分類產物,才可能有高質量的再生產品,才能有效切斷“散、亂、污”企業的原料供給,促進再生資源回收行業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

四、立足國情博采眾長,加快構建生活垃圾分類中國模式

  生活垃圾分類是社會文明進步的產物,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類制度的經濟社會條件基本具備,構建生活垃圾分類處理中國模式既是垃圾分類頂層設計的核心內容,也是垃圾處理領域彰顯“道路自信”的具體表現。

  縱觀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雖然生活垃圾分類已得到成功推行,成為生活垃圾處理鏈條上的“標準配置”,但因各國自然社會經濟條件的差異,分類方式、分類效果、處理方式也各不相同。日本地狹人稠,土地資源極度稀缺,“減量化”是最為迫切的需求,因而減量效果顯著的焚燒發電成為主要的垃圾處理方式,垃圾分類的主要目標是分出“可燃垃圾”與“不可燃垃圾”,可回收物要求精細分類;美國地大物博,對“減量化”的需求遠不如日本迫切,因而垃圾處理仍以填埋為主,焚燒為輔,垃圾分類也以分出紙張、塑料等高價值可回收物為主;德國的自然條件介于日本與美國之間,在挖掘垃圾處理領域溫室氣體減排潛力的目標驅動下,形成了以機械-生物處理與焚燒發電并重的垃圾處理方式,“生物質垃圾”成為分類品種之一,可回收物主要分為紙張、包裝物和玻璃。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廢紙、廢塑料等的分類回收率雖然較高,但絕大部分并未在本土得到再生利用,而是出口到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實際上也是一種變相的“污染轉移”。我國出臺禁止洋垃圾入境嚴控固體廢物進口的政策后,這些國家也不得不面對嚴峻的垃圾處理形勢。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還十分突出,不同區域自然條件也存在巨大差異,這就決定了我國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必須對癥下藥,因地制宜。在選擇性分類收集,即將垃圾中特別有用、特別有害、特別有干擾的組分在源頭分出來的基礎上,土地稀缺、人口密集、經濟發達的大城市可以采取焚燒發電為主的處理方式,土地相對豐富、人口較為稀疏、經濟相對欠發達的地區可以采取填埋為主焚燒為輔的處理方式,大部分中等城市可以采用焚燒發電與生物處理相結合的處理方式。也就是說,生活垃圾分類處理中國模式不可能是單一模式,而是博采日本、美國、德國之所長的綜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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